前几天任正非访谈,在华为危急关头,任正非追本溯源,谈到了教育。任正非表示:“教育的手段和商品是另外一回事情,最主要还是要重视教师,因为教师得到尊重以后,大家都想去做教师,几十个人竞争一个教师岗位。只有教师的待遇得到提升,才可以使教育得到较大的发展。”
作为教师,我很受鼓舞,也跟着谈了一些自己的感想,并且引用深圳中学引进了很多清北学生,由此探讨会不会形成优秀人才教出更优秀的人才的局面。有些朋友表达了一些不同意见。听起来非常有道理,这也帮助我学习,同时也推动我思考。
比如有这样一个留言。
“清华北大的学生只是读书好,教书未必一定好,为什么要让清北学生做老师呢?提高老师待遇绝不会搞好教育,足球队员拿那么多钱,球不还是踢得像个球?搞教育还是需要情怀,我二姐只是高中毕业生,但这些年始终是最优秀的教师,没有之一。”
说实话,从修辞上来说,这段话简直不要太好了,生动幽默有味,但认真一思考,我们就发现,很多时候我们以辞害意。

比如清北学生读书好教书未必好,这个判断肯定没问题。
但什么叫“未必好”?这个“未必好”的比例是多大?100个清北的学生1个不好叫“未必好”,99个不好也叫“未必好”。“未必好”是一个泛化的概念,模糊了很多真实的判断。
如果回到事物本身,我们讨论的是,清北的学生与考不上好学校只能进师范的学生相比,哪些人更容易成为好老师?清北学生成为好老师的比率是不是比后者更高?
虽然学得好不等同于教得好,但毕竟教与学紧密相关,学得好的学生比学不好的学生要大概率教得好。我学得好,肯定是有路径的,那我就采用学生视角,我当初是如何学的,我就如何教。这不也是很好的教育?
退一万步,就算我茶馆煮饺子,有货倒不出,但至少在辅导学生上是没问题的,要知道辅导学生也是很重要的教育手段。所以这个问题根本是个伪问题。
“提高教师待遇不会搞好教育”,这我就搞不懂了,为何提高待遇反而搞不好教育呢?古代人都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
我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,但我知道金钱能让老师不那么贫穷,不那么酸腐,不那么斤斤计较。金钱也会给老师带来体面,说话有底气,做人有尊严。学生就不会反唇相讥,你们老师读书那么好,不也就这个穷样子?提高老师待遇,解除老师后顾之忧,让老师更安心教育教学,对搞好教育意义重大。
为什么现在最厉害的人都去学金融了,难道是金融本身很好玩?有那么大的吸引力?不还是学金融发展前景好挣钱多吗?其实谈钱并不可耻,不敢谈钱才可悲,不允许别人谈钱才可耻。
“足球队员拿那么多钱,球不还是踢得像个球?”这个论断极其有力量。足球队员确实拿钱很多,而且专业输球很多年,一直在输球,从未被超越,球踢得像个球。
但这能否证明教师高薪,也会像足球队员一样呢?恐怕还不能。
足球是竞技性运动,对天赋要求极高,不是你想做足球队员就能做的。一旦选择这项运动,踢不出来就大概率被主流摒弃在体系之外,这是一般家庭很难承受的。
这也意味着专业从事这项运动的人不多,脱颖而出的人就更少。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个荒诞的场面,他们拿着高薪,踢着臭球。但你如果不用他,其他人会更臭,所以他有恃无恐,根本不怕你不用。足球人才完全是卖方市场,球员待价而沽,择机而动,不要太吃香。
教育如果高薪了,吸纳的人才将会是海量的,我们是买方市场。我可以实行优胜劣汰,对教师队伍进行倒逼和全面提升。你为高薪而来可以,但你做不了好教师我就淘汰你。我们有的是人才补充。
当然老人要采取老办法,他们一辈子献给教育了,不能让他们流汗又流泪。要想办法让他们安度晚年,能够早退休的早退,让更多年富力强的年轻人顶上来。
“搞教育需要情怀,我二姐只是高中毕业生,但这些年始终是最优秀的教师,没有之一。”
搞教育当然需要情怀。教育不完全是饭碗和差事,而应该是一项伟大事业。作为心灵的事业,教育是看不见的工程,是良心事业,当然需要情怀。但谁说清北出身的老师就没有情怀?为什么把高待遇老师与情怀割裂开来?
更重要的是,仅仅靠情怀也是不够的,这些年我们我们戴的帽子太多了,简直已经不食人间烟火了。所有人都鼓励我们要有情怀,要无私奉献,最好吃的是草,吐出来的是牛奶和血。
但是之后呢,就算我这样做了,我有情怀了。平庸不还是平庸?有情怀的庸师还是庸师,教学水平才是硬道理。当然又有专业水平又有情怀那就更好了。如果二者取其一,我宁愿选择教学水平。我是选择学习老师,不是选择道德模范。
你二姐很厉害,我很佩服,向你二姐致敬!但不能因为你二姐是高中毕业生,她成为最优秀的老师了,我们就认为高中毕业生做老师会更好。
历史经验具有不可验证性,像你二姐这样的人,如果经历了清华和北大的熏陶,然后做老师,应该是教得更好还是更差?多方面求证之后,我们会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。
我是一个文科生,不大会说理,我们都需要学习。但有几点我觉得很好。
首先是“回到事实本身”。这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经典论断。回到事实本身,意味着回到原初的经验,不带有固有的前见,保持客观真实性,单纯就实事本身的显现把握实事,让实事本身说话。
当我们把杯子清空,放弃了自己的前见,悬置了自己的无明,直接面对事实,可能我们就会有直观的判断。
比如清北的学生来做老师,他们的学习能力和自身经历本身就是学习的对象,如果他们能够踏踏实实做老师,相对而言,成为一个优秀老师的可能性肯定是很大的。
其次是“短链条判断”。孙教授所谓的“短链条判断”,是指“在一件事情是否正义的判断中,去除掉动机、背景、实质、进一步效果等等这些相关的因素,就事情本身做出简单的判断。”就事论事,把事与人分开,把此事与彼事分开。
比如清北学生来中学做老师,我们应该就事论事,就事情本身作出判断,直接分析清北毕业生做老师有利还是有弊。不关心他们来中学做老师的动机、当前的经济背景,也不管他们本质上是不是奔着高薪来的,未来会不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。回到事实本身,直观判断,这就是短链条正义。
最后是“阶段性正义”。所谓“阶段性正义”,是指一个事件千头万绪,往往涉及到方方面面,信息也是不断披露被我们掌握。作为观察者,需要分层次分阶段作出评判。事物是复杂的,人也是复杂的。需要我们宏观准确地界定和判断。
比如上次奔驰维权女,她维权的时候是正确的、勇敢的、也是正义的。后来她成为被维权的对象,她又是错误的、胆怯的、非正义的。但这并不影响她此前维权的正义举动,这就是分阶段正义。
某个阶段她是正义的,某个阶段她又是非正义的。对事对人客观评判,是非分明,不一棍子打死。
我希望大家都能理性,有逻辑,有条理,有思路,不是为了区分高下,而是为了追求事理。
说了这么多,让优秀的人来搞教育,到底能不能救教育呢?有个网友的留言一针见血。“如果教育本身不进行改革,最优秀的人搞教育,能不能培养最优秀的人才我不敢说,但至少这些优秀的人很快就平庸化了。那大约简直是一定的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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